郵票講述的香港故事

隨著移動及通訊設備的普及和電子時代通信方式的快速變革，迷你倉手寫書信已經越來越少，郵票因此日益淡出人們的視野，連一度紅火的郵票收藏也因行情常年處於洼地而讓許多投資者失去了興趣。相比之下，郵票的文化價值卻沒有褪色———一枚枚小小的郵票，於方寸之間融入了一地的歷史、科技、經濟、文化、風土人情、自然風貌等，用五花八門的主題和圖案記錄歷史的變遷。香港大學歷史系博士蔡思行正是基於這一獨特視角，在新作《郵票中的香港史》中，透過對數百枚「港產」郵票的整理，將開埠170餘年的香港故事娓娓道來。香港商報記者杜潔菡 開埠初期只有「英皇頭」 1841年1月26日，英軍在港島水坑口登陸，開始了對香港的統治。為解決駐港英軍的通信問題，英國當年即在維多利亞城(後改稱為中環)聖約翰大教堂附近成立了香港郵政局，但當地的郵政業務仍由英國政府直接管轄，使用的也是英國的郵票，直到1860年後才移交給港英政府。 1862年12月8日，第一套「港產」郵票正式發行。這套郵票共有七種不同的面值，其設計樣式仿效英國郵票，以當時的英國君主維多利亞女王的側面肖像為圖案，郵票上同時寫有中英文的「香港」二字。比較有趣的是，郵票上所印的幣值是「先時」，這實際上是取自英文「cents」的發音，再後來，「先時」又被港人進一步簡化為「仙」，同「茶煲」(trouble)、「梳發」(sofa)等詞語一樣，見證英語與粵語的「融合」過程。 殖民地時期，共有五代英國君主的肖像先後出現在香港發行的郵票上，包括在維多利亞女王、愛德華七世、喬治五世、喬治六世及伊莉莎白二世。香港大學歷史系博士蔡思行告訴本報記者：「香港早期的普票內容乏味，形式單一，帶有很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囿於香港殖民統治的社會性質。」 原來，各殖民地早期發行的郵票一般都採用宗主國君主的肖像為圖案，以彰顯主權。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和愛德華七世的肖像曾被印在60餘個殖民地的郵票上；葡萄牙有15個殖民地的郵票印有葡王頭像…… 「華洋合作」締造香江奇跡 進入20世紀，全球「去殖民地化」之風漸盛，各宗主國不得不開始重視與殖民地民眾的關係。這一歷史進程，在郵票中亦有所反映。 1891年，港英政府發行了一套「開埠五十週年紀念」的郵票，可是，由於時間匆忙來不及專門設計，只得在當時最常見的女王頭郵票上加蓋「1841HongKongJUBILEE1891」字樣發行，成為全球首套以普通郵票加蓋的紀念郵票。 不過，到1941年香港「開埠」一百週年時，通過郵票反映出來的政治及社會氛圍已大不同。這一年，港英政府專門發行了一套六張的紀念票，分別是兩仙的「中環閣麟街街景」、四仙的「皇后號郵輪與中國民船」、五仙的「香港大學」、一角五仙的「海港」、兩角五仙的「中環匯豐大廈」和一元的「中國飛剪船和水上飛機」。 蔡思行說，解讀這套郵票需掌握兩個背景，其一，經過百年發展，香港已由一個荒僻村落演變成東南亞的重要商貿港口；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戰火隨時蔓延到香港。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強調華洋雙方的團結一致非常重要。因此，上述郵票中的圖像雖有不同，但表達的意思卻是一樣的。例如閣麟街是中環的中心地段，華洋雜處，很多商貿活動都在當中進行；皇后號郵輪與中國民船、中國飛剪船和水上飛機郵票，都與香港作為重要的商貿海港有關，也都是通過將華洋標誌物共處一圖的設計強調雙方團結合作的主題；至於香港大學和匯豐銀行都是港英政府大力推動的成果，意在提醒華人感念英國對香港教育和金融方面的貢獻。 郵政司「榮鍾士」設計了「勝利和平紀念」郵票的初稿。1941年年末，在香港遭日軍佔領，工務局高級文件倉圖師鍾惠霖被囚在赤柱的集中營內，冒著生命危險完善了「勝利和平紀念」郵票的初稿。1945年香港重光後，這份初稿被送交到英國國會審議，於1946年8月29日在香港發行，原稿則為英皇室所珍藏。「將鍾惠霖的初稿與最後發行版本進行比較，會找到很有趣的發現。」蔡思行告訴記者，鍾惠霖的初稿上本寫著「英漢大和」，但發行時卻改為「漢英升平」，這是因為「大和」二字容易令人聯想日本的「大和民族」；「英漢」改為「漢英」，則是因為英國能夠重佔香港，有賴美國的默許及國民政府的妥協，加上香港大部分居民皆為華人，他們的支持至關重要，權衡下「漢」就放在了「英」前。 盛世背後的社會裂痕 戰後至80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期，在郵票中又是怎樣的表現呢？在蔡思行家族收藏的郵票中，記者看到這一時期的郵票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元素，同時也展示了香港福利事業的進步。他提醒記者，1971年發行的一套「香港節」的郵票很值得留意。這套郵票一共有五枚，包括香港節徽標、荷花舞、洋紫荊和舞龍等題材，一派歌舞升平的氣象。但實際上，第一屆香港節是1969年舉辦的。 「要了解其中的前因後果，就不能不提及1967年發生的市民暴動。」蔡思行說，香港經濟自20世紀50年代末起飛，市民生產逐步改善，可在60年代末期便開始面對經濟危機，如銀行倒閉、樓市衰竭、百物騰貴，加之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令中下層市民的不滿情緒日益加強，最終在1967年5月爆發對抗港英政府的暴動。這次事件暴露出的管治危機迫使港英政府開始有意識地發展福利事業，以緩和社會矛盾。1968年，港英政府成立指導委員會，耗資400萬元籌辦一次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導的娛樂盛典「香港節」。 此後，更多社會福利事業隨之展開。例如，1972年8月2日，香港首條行車過海隧道———紅磡海底隧道通車，為紀念這項宏大工程之落成，政府於同年10月發行名為「海底隧道」的紀念郵票；1981年，展示「公共房屋計劃」成果的紀念票問世…… 到了20世紀80年代，香港郵票的題材愈加多元化，殖民地色彩逐漸淡化。對此，蔡思行的解讀是：1984年英國外相賀維表示英國將在1997年放棄對香港的主權後，港英政府了解到香港回歸是必然之事，從此便對香港郵票的發行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於是，像港人生活剪影、香港鳥類、中國花燈、中國古代服飾等一系列展現本地事物及中國文化題材的郵票陸續面世。 主權回歸牽引人文變遷 1997年7月1日，香港結束156年的殖民地統治，正式回歸中國。當日，特區政府發行了一套六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郵票。這是首套出自中國內地設計師之手的郵票，也是首套使用「中國香港」名稱發行的郵票。 「每一枚郵票的主題都別有意義：面值1.6元的郵票上有渣打銀行、匯豐銀行和中銀香港，一方面顯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寄寓英資和中資公司在回歸後繼續為香港的繁榮作出貢獻；其他幾張郵票上則出現了香港會展中心、中環廣場、香港貨櫃碼頭等題材，這些都表現出香港作為世界貿易城市的地位。」蔡思行說。 1997年後，香港郵票中展現中港關係、國家大事的題材劇增。例如，1999年4月發行的《大熊貓在香港》郵票，2002年6月發行的「京九直通車」郵票，別具一格地將中環商業樓群、武漢長江大橋、河南少林寺塔群及北京天壇等鐵路沿線的標誌性建築融入郵票中，寓意中港聯繫緊密。後來，就連中國隊參加世界盃、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等事件也出現在香港郵票中。與此同時，展示本土風情的題材也層出不窮，像去年7月發行的「香港特色街道」、8月發行的「香港美食」等郵票，在重塑港人集體回憶的同時，亦成為國際旅遊文化交流的有效工具。存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