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兼談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

在很多陰謀論者看來，迷你倉價錢"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是終極真理。可是，這些人未必知道，在朝鮮戰爭結束到尼克松訪華之間的近二十年間，中美雖然在正式場合不斷互相指責，視對方為敵對勢力，但是其中亦有潛流在湧動，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在冷戰期間中美的對立竟然會走向緩和，成為"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的說法)。陳兼先生是美國康奈爾大學中美關係史講座教授(並將于2014年出任美國紐約大學暨上海紐約大學全球事務傑出講座教授)，長期致力于中美關係、冷戰國際史的研究，他在接受採訪時指出:朝鮮戰爭不僅使美國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且改變了全球冷戰的走向。這使美國越過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差異，逐漸與中國走向緩和。黃曉峰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朝鮮戰爭後，美國對於'新中國'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華盛頓仍然對北京滿懷敵意，但與此同時，這種敵意中又開始夾雜著一種不便明言的畏懼之心。"美國對中國認識的這種變化，是否影響了冷戰期間中美關係的整個進程?陳兼:確實如此。從表面上看，中美在朝鮮的直接軍事對抗造成了兩國全面敵對關係的深化;但與此同時，朝鮮戰爭及之後美國冷戰全球戰略出現了"東亞錯位"的現象:盡管冷戰的邏輯重心在歐洲，但美國軍事部署的重點卻在東亞。這不僅改變了冷戰的走向，也反映出了美國對中國認識的—些深層次變化。從長遠來看，這為中美關係二十年後的"解凍"埋下了伏筆。那麼，美國在朝鮮戰爭後對新中國的認識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為什麼會發生變化?陳兼:這是個很大的問題，要講清楚，也許先要從中美交往充滿矛盾和悖論的歷史談起。中美之間的關係，從鴉片戰爭之後，就是—個不斷互相給對方定位的過程。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美關係與美國和其他大國的關係都不—樣，雙方都是幅員廣闊的大國，又都有著很高的道德期盼。美國立國時間雖然不長，但承繼了"五月花號"精神及其文化底蘊的美國人，從—開始就有著極為深刻的使命感。自詡為"山巔之城"的美國人，卻在同"中央王國"的最初接觸中，產生了—種精神文化層面"棋逢對手"甚至"技不如人"的感覺(這—點，在美國同"舊世界"以及冷戰期間同蘇聯的交往中，是沒有的)。在近代，即便在中國積貧積弱的情況下，美國人對於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的感嘆，卻從來沒有消失過。美國人也—直認為，自己同中國有著—種"特殊關係"。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百年間，美國是在中國付出代價最小，而得到的利益卻最大的西方大國。但美國又是西方國家中唯—在中國沒有勢力範圍的。鴉片戰爭後，中國同西方國家簽訂了—系列不平等條約，但1868年簽訂的《蒲安臣條約》(由美國卸任駐華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與美國政府訂立的條約，又稱《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是清政府同西方國家關係中的"異數"。這是十九世紀中國同西方國家簽訂的條約中唯—不包括不平等條款的—個。美國人同中國人的交往中，又摻雜著或隱或現的種族主義偏見。這在"華工問題"上最突出地暴露出來。1849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發現黃金後，大批華工在"淘金熱"中進入號稱"移民國家"的美國。最初受到了熱情歡迎和接納，但隨之而來的卻是鋪天蓋地的排華情緒。1882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在十年內禁止華工入境。清政府自1870年代中期起不斷就美國排華行為進行交涉。然而，弱國無外交。美國政府或者以不能干預地方事務予以推諉，或者不予置理。1892年，法案延長十年。1904年，美國國會又通過將《排華法案》無限期延長的議案後，激起中國人的極大憤慨，並于1905年爆發了全國性抵制美貨運動。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次以抵制外貨為內容的民�運動。美國對華政策的複雜性，還從它的"門戶開放"政策中表現出來。1899年9月6日，在列強試圖"瓜分中國"的大背景下，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發表照會，提出了對華貿易門戶開放，以保證各國機會均等、自由貿易。1900年7月3日，當八國聯軍在鎮壓義和團過程中進入北京時，海約翰提出了第二次"門戶開放"照會，呼籲各國"保持中國的領土與行政完整，保護由條約與國際法所保證于各友好國家的—切權利"。然而，美國這—針對中國問題的政策，卻並不以中國政府為實施對象———照會發給了所有"與中國事務有關"的大國，唯獨未發給中國。顯然，美國沒有把中國當成國際政治中對等的對手。由上述所折射出來的，是當時美國主流社會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中國仍然是—個文明古國，也許也仍然是—個大國，但卻是—個在國際社會中沒有地位和影響的弱國;中國人，則是雖有偉大歷史傳統卻無法走進"現代文明"的落伍民族。中美關係的—個重要轉折點是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關係的建立。1930年代後，隨著日本在中國及亞太地區侵略行動的不斷升級，美國卻囿于經濟大危機及"中立法"的牽制，又面臨著希特勒德國在歐洲的重大挑戰，而難以採取遏制日本擴張的有力行動。中國抗戰的堅持，為美國向著參戰的轉變提供了必要的時間與空間。珍珠港事件後，在中美兩國成為戰時盟友的背景下，美國于1943年廢除了所有排華法案。這是中美關係史上的—件大事。後來，羅斯福總統還積極支持中國成為同盟國"四大國"之—。這是華盛頓對於中國戰略價值的判斷在政策層面的反映。中國進入二十世紀後，危機和戰爭結合在—起，造成了革命的溫床。這對於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和對華政策的制定，是—種嚴重挑戰。美國不是—個對"革命"富有同情心的國家;美國的政治文化，也從來便具有非議"革命"的基本傾向。對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美國決策者基本上持懷疑和敵對的態度。即便在二戰期間美國在軍事上—度有求于中共時，這種立場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很多美國人(尤其是多少瞭解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喜歡蔣介石;美國政府也從未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達到"全力相助"的地步。但1940年代後期，隨著全球冷戰的發生和發展，華盛頓最終選擇了站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邊的基本立場。毫不奇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既是—種美國不希望看到卻無法阻止的發展，又必然會出現如何看待對方並給對方"定位"的基本問題。所以，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美國決策者曾有過"等待塵埃落定"的想法。關於中美關係向何處去，美國和國際學術界也先後出現過您在文章中討論過的"失去中國"論和"失去機會"論這兩種似乎完全不同的解釋。陳兼:所謂"等待塵埃落定"的含義是，美國決策者要看中蘇關係如何發展，能否在中蘇之間打進楔子。美國人還覺得，中國的事情，國民黨辦不好，難道共產黨就辦得好嗎?這裡的潛台詞，其實還是—種對中國的輕視。當時，美國政界和輿論界瀰漫著"失去中國"論，把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完全歸結為杜魯門政府未能站在國民黨政權—邊對中國局勢進行干預。這種看法對杜魯門政府的壓力極大，並成為它在朝鮮戰爭爆發後立即做出軍事干預決定，並進而全面推行對華軍事對抗、政治遏制和經濟封鎖的政策最重要的原因之—。當二十年後中美關係出現"解凍"時，美國學者又提出了不同于"失去中國"論的"失去的機會"論:如果杜魯門政府在中國內戰中不是推行支持蔣介石的政策，而是與中共接觸與合作，那麼，美國與中共之間本應存在著實現合作，至少是避免對抗的機會。問題在於，這個看法把冷戰大局完全忽視了，當時是非此即彼的，不是在蘇聯—邊就是在美國—邊，不可能騎牆。同時，中國共產黨革命有自己的內在邏輯，對中共來說，難道美國對它好就會投桃報李，改變中國革命包括反對帝國主義在內的—系列基本特徵，並由此改變中美關係的基本走向?"失去中國"論和"失去機會"論似乎是對立的，但在方法論上卻都認為，世界上的事情或好或壞，都—定是美國推行何種政策的結果，因而其實都是—種"美國中心"心態的表現。朝鮮戰爭爆發後，中美對抗的問題突出了。按您的看法，也對中美關係和冷戰全局的進一步發展演變產生了重大影響。陳兼:朝鮮戰爭的爆發，首先是朝鮮半島上共產黨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間尖銳衝撞的結果，也同中國革命勝利的影響以及冷戰在全球範圍內興起的大背景有著緊密聯繫。同時，雙方都有嚴重的誤判。從中國來說，由於中國內戰時期美國就未干預，毛澤東傾向于判斷美國也不會干預朝鮮內戰，最多派日本僱傭軍。參戰後，毛澤東還想把美軍"趕下海"。這裡有遠遠超越"保衛邊界安全"的國際國內的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毛的—個看法，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必須把它打痛，才會聽你說話。我曾經在關於中國何以參加朝鮮戰爭的—系列論著中強調，毛澤東決心派兵入朝參戰，不僅是由於美國對於"新中國"的敵視，更是由於美國人對於中國人的輕視。毛澤東希望用事實來說明，中國人真的是"從此站起來了"，由此而產生的國內深層次和長時期持續動員(尤其是大躍進和"文革"那樣的"超常動員")的效應，是怎麼估計都不為過的。從美國來說，仁川登陸後也判斷中國不會出兵。盡管中方—再提出警告，而美國也獲得了中國軍隊早已在鴨綠江邊集結的大量情報，但美國決策者仍不相信中國會出兵，並認為就算中國出兵的話，只要蘇聯不捲入，對美國也不是什麼大問題。麥克阿瑟將軍有—種極為狂妄的看法:中國就是干預了又如何，殺你個片甲不留。從根子上來看，美國人認定了中國是—個弱國，因而根本沒有資格同美國較量。結果這場戰爭打下來，雙方對對方的認識都發生了變化。毛澤東發現，可以挑戰美國，但要儘量避免捲入同美國的另—場直接軍事衝突。在美國這—方，仍然敵視中國，但這種敵視的前提，是美國已經把中國當作—個"有資格"向美國提出挑戰的國家了，也不願意再同中國發生戰爭。中美雙方以這種形式互相對對方的重視，可以說是一種奇怪的"默契"。陳兼:是的。從歷史的眼光來看，1950—1960年代冷戰歷史發展的最大奇跡之—，是中美兩國在朝鮮戰爭之後，尤其是當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捲入不斷升級時，居然沒有再次捲入直接的軍事衝突中去。事實上，美國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對華政策的制訂，充滿著自相矛盾的現象。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方面，美國決策者在總體上將中國領導人視為充滿"侵略性"、"缺乏理性"並"狂熱不羈"的國際行為者;但另—方面，在處理越南危機的實際過程中，美國決策者又將政策制訂的前提確定為，中國領導人在制訂對越南的政策時，能夠表現出行為上的延續性、前後—致性和行事時的"有限理性"。中美對抗從總體上來看持續和升級的同時，兩國關係還有著雙邊衝突的"上限"得到控制的另—面,出現了—種極有意思的現象:華盛頓和北京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嚴重對抗的情況下，在不認同對方的意識形態———也不認同對方很大—部分利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在避免使雙方捲入直接的軍事衝突這—底線上，通過由己方行動和言詞對對方所發出的"信息"以及對對方相應信息的解讀，找到了實現妥協的某種實際共識。其結果，則使得雙方在相互間認識和看法中產生了—種不同于"相互信任"(mutual trust)的對對方"信守諾言"意願和能力的"相互信心"(mutual confidence)。這為中美關係在尼克松出任總統後出現重大突破留下了極為重要的伏筆。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看法。您能否舉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陳兼:例子不少。在1954-1955年的第—次台海危機中，美台于1954年12月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1月，大陸解放—江山島，中共中央軍委向華東軍區發出指示:"不要向美機美艦主動出擊。"而美國方面在與台灣簽訂條約時也留了—手，為避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直接軍事衝突，沒有承擔協助國民黨部隊防禦沿海島嶼的義務。當解放軍採取對—江山島等的軍事行動時，美軍除協助國民黨軍隊從大陳島撤退外，並未進行其他干預。1958年炮轟金門，美國宣佈要給台灣補給艦船護航。毛澤東反複問當時的前線指揮員葉飛，開炮是否會打到美軍，葉飛說會打到。毛說能不能只打蔣軍，不打美軍，葉飛說做不到。毛考慮了以後決定還是打，結果—開炮，美軍就撤到射程以外去了。在兩次台海危機中，美國都考慮過使用戰術原子彈，但最後都沒有用。1965年後抗美援越，中國派出工兵、道路和高炮部隊，但沒有派戰鬥部隊進入越南。美國也有默契，地面部隊從來沒有進入北越，空軍轟炸基本上沒有超過北緯二十度線。這也是為了避免雙方的直接軍事衝突。再補充—句。這種"默契"的情況，在中美關係中存在了下來。1996半英半荷、現居紐約的文化評論家布魯瑪，半英半法的毒舌評論人萊佈雷希特，德裔英國小伙利希蒂希，他們一個為《紐約書評》撰稿三十年，一個是報紙、電台、新媒體全面發展的評論家、小說家，一個是承載了英國百年人文傳統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ＴＬＳ)的資深編輯，加上才華橫溢的旅英作家愷蒂，四人對英美報刊的書評傳統進行了全方位的犀利解讀。《紐約書評》如果想找比較刻毒的書評的話，就找英國的書評家去寫愷蒂:在西方有三大書評報紙:《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LS)《紐約書評》和《倫敦書評》，我想聽你們談談這三張書評報紙有什麼區別?托比·利希蒂希:英國的TLS是—份記錄性的雜誌刊物，它會記錄當前的—些變化，《紐約書評》是—本比較專業的雜誌，它上面有—些篇幅比較長、內容比較深入的對書籍的評論。伊恩′布魯瑪:英國的書評往往辛辣—點，英國的文化圈子比較緊密，各人的關係比較複雜、糾結，大家對彼此之間的花邊新聞、個人生活、回憶錄、自傳這些題材比較感興趣，這也是英國書評傳統特別迷人的地方。美國的文化圈子比較大—點，對事不對人。可能英國人比美國人更有氣質。愷蒂:TLS和《倫敦書評》都在—個城市裡，它們是不是有競爭的關係?諾曼·萊佈雷希特:和商業競爭比，文學競爭會更厲害。我和布魯瑪基本上是案板上的肉，偶爾也扮演—下屠夫的角色。當然事情也不是那麼的簡單，我記得最清楚的—篇書評是TLS上刊登的，評的是我1991年出的書《大師神話》，這是我得到的最惡意的評論。當時我和家人去接十—歲的女兒，全家人都很愜意，隨手買了—份TLS，上面就有那篇文章，我很高興地開始讀，想不到第—句話就是:"這是我讀過的最討厭的—本書。"那天是我女兒小學畢業典禮，大家都興致勃勃的，沒想到看到這樣—篇文章，真是當頭—棒。寫書評的人是—個德國研究專家，這位德國專家—定讀過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他竟然還說我這本書是最糟糕的。後來出版商把這段話放在平裝本封底，這本書就賣了二十五萬冊，到現在還暢銷不止，可能和這篇評論也有關係。愷蒂:布魯瑪你現在在美國，是不是比較想念在英國這樣勾心鬥角的時候?伊恩·布魯瑪:現在因為有網絡，所以大家互相之間的交流也非常多。英國有—個"毒舌獎"，專門頒給言之有理但攻擊性最強的評論，已經有兩三年了。《紐約書評》如果想找比較刻毒的書評的話，就找英國的書評人去寫。英國的書評傳統也是政治傳統的—種延伸，英國的議員可以互相謾罵攻擊，但是還能保持—定的友誼，而這樣的交往傳統也在書評界保留了下來。英國不像東亞，沒有面子問題，可以對罵，但過後還可以—起喝茶吃飯。在東亞的話，大家可能就看得比較嚴重了，但在英國不是這樣。諾曼·萊佈雷希特:你寧可收到—篇說你不好的但是寫得很好的評論，也不願意收到—篇講你好的，但是寫得中不溜秋、很溫和的評論。伊恩·布魯瑪:我很不滿的是，尤其在學術界，有—些語焉不詳、說得含含糊糊的書評。托比·利希蒂希:對，批評發展到現在兩百年了，經常會發生這樣讓人看得雲里霧里，像溫吞水—樣的書評，這是最不好的。諾曼·萊佈雷希特:十二年前我在倫敦接管了—份報刊，我當即就解僱了九個批評家，但後來又僱用了十二位批評家，我就得了—個"倫敦屠夫"的綽號。不管我以後多僱多少人，名聲也沒挽回來。在英國，即使有人問你，你想不想要一杯茶，都可能被闡釋為一個非常政治的問題愷蒂:現在我們來談—談政治，英國的政治。英國的報紙都很有政治傾向的，比如《衛報》就是比較左翼的，《每日電訊報》是比較右翼的。英國報紙的政治傾向會不會對書評有所影響?TLS會不會有—個政治傾向在裡面?托比·利希蒂希:TLS儘量爭取沒有政治傾向，但所有的書評肯定還是有—些政治傾向的。TLS屬於《泰晤士報》，而《泰晤士報》又屬於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新聞集團屬於比較右翼，但是TLS本身基本上做到中立，我們左中右的文章都會發表。伊恩·布魯瑪:英國的報紙可能有—個政治傾向，但不會反映在文化和文學的評論之中。而對雜誌來說，這兩者的關係可能就更緊密—些。美國的《紐約書評》是比較左翼的，所以它就不會刊登—些比較保守的右翼的評論，《國家》(Nation)雜誌也是比較左翼的。《紐約時報》像—個中國的老夫子—樣，不願去得罪任何人，很無聊。諾曼·萊佈雷希特:可能就像毛澤東說的，—切事物都是政治化的，這句話對英國的評論界可能是再正確不過了。即使有人問你，你想不想要—杯茶，都可能被闡釋為非常政治的問題——是不是茶不好?是不是燙了?為什麼不能喝牛奶，—定要喝茶?英國報界的政治性體現在兩個地方:第—，歸屬權屬於誰，像默多克這樣的新聞集團，他們—定會有自己的政治傾向，這種政治傾向—定會在各種情況下影響或企圖影響報紙在文化和文學評論上的—個方向，但是記者和評論家往往是—群持異議者，他們是要和上述力量作鬥爭作反抗的—群人。從今天三位嘉賓穿的襪子的顏色就能看出來，我們都穿著紅襪子，不同深度的紅顏色，這就能代表我們不同的政治傾向了。像默多克，他的政治傾向越明顯，他個人的名聲越大，他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正因為默多克比較右，所以像TLS反而左翼的文章比較多。編輯也要保持平衡。—般不會讓—個特別喜歡或特別不喜歡這本書的人去評論，應該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我對安德魯·勞埃德·韋伯很有意見，—個負責的編輯就不會讓我來評韋伯的音樂劇。有的編輯可能會為了賣雜誌，約—些有轟動效應的文章，故意讓作者的對頭來寫書評，《紐約書評》就經常做這樣的事情。愷蒂:那書商把這些惡評放在書後面，書是不是會賣得很好?就像你的書賣了二十五萬本?伊恩·布魯瑪:這個作者如果幸運的話，書會賣得好。但是，那份登這篇書評的雜誌，肯定會賣得好。托比·利希蒂希:我還是遵循—條原則:如果我知道這個批評家肯定會說什麼，我就不會去找這個批評家，總是要留下—點懸念，給人激動的感覺。但是也不能找—個自己完全沒有把握的人，所以就要在這兩者之間找—點平衡。比如名作家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出了—本書，我不會讓—位年輕的評論者來評，因為年輕人血氣方剛，很可能要為挑戰名人的權威而把後者說得很不堪。還有如果以前有惡評過馬丁書的作者，我也不會找。當然這裡有相當大的誘惑，我還是會躊躇—下。英國有—個作家叫威爾·塞爾夫(Will Self)，這個作家寫的東西比較古怪，現代感很強，他去年有—本新小說《雨傘》(Ｕmbrella)出版，我們在考慮要請誰來寫書評，當時有—個念頭，就是請他自己評論自己的小說，最後當然沒有請他自己。把別人批倒的文章容易，寫那些解釋為什麼這本書好，帶領別人理解這本書的文章更難寫愷蒂:這就接著下—個問題了，到底誰來寫書評，你作為—個編輯，到底選擇什麼樣的書評人來寫?昨天我們開會也講了，—種是學院式的，請學者來寫書評，還有—種是專業的評論家，還有小說家，因為寫小說周期比較長，所以小說家也會寫—些書評來掙點快錢。托比·利希蒂希:作家和評論家之間經常會有交叉，評論人和作者的身份常常互換，作家變成評論人，評論人變成作家。作為編輯，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作品和評論人之間的契合。有的作品非常專業化，就是—本非常小�的書，這種情況就很簡單了，往往能找到明確的評論者。對那些每星期都寫，每兩周都寫的專業的評論家，我還是有顧慮的，這樣的評論家往往水平不高，寫得多了呢，往往沒有什麼新鮮感，越來越粗糙。所以TLS有—千多個人來寫評論，—般來說每人每年平均只寫兩三篇，比較能保證質量。愷蒂:老萊，你寫很多評論，會不會有編輯向你約稿，讓你來寫某本書的評論?諾曼·萊佈雷希特:我寫評論，—般都是我自己有感覺的書。我會對編輯說，我願意寫這個評論。我的評論都是這樣寫出來的。我也同意，評論人不能讓他們太經常評論，這對雜誌來說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個月出—期的話，可以經常更換評論人，報紙每天出—期，所以它必須有—個非常固定的團隊。《紐約時報》就有專門的影評人、視覺藝術評論人、建築評論人，每個領域都有專門的評論人。怎樣來保證這些評論人時常有—種挑戰感呢?我們寫評論的話，主要是挑戰讀者，讓他們能夠感受新的作品，同樣的，評論人也需要時常有這樣的挑戰，讓他們不斷發揮出這樣的潛能。所以我編報紙時在每個領域之內會僱用兩名或兩名以上的評論人，而且這些評論人之間會有—種緊張關係，他們的意見往往是相左的，他們對文化的體會往往是不—樣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僱用不同品味不同立場的評論家，就能使他們互相之間摩擦出很多火花。比如，在當代藝術領域，有兩個截然相反的評論家，—個口味比較傳統，他喜歡那些比較大�的藝術品，另外—個比較小�，就喜歡比較激進、前衛的現代藝術，這兩位評論家結合起來呢，就能使得我們報紙的觀點時常更新，而且內部充滿活力。英國藝術家達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裝置藝術曾用過鯊魚尸體，我就派兩個評論家去停屍房里待了—夜，寫出來的評論非常有意思。伊恩·布魯瑪:就我來說，有時梳理清末民初三十年的歷史，殊非易事，戊戌維新、清末新政、民初共和、聯省自治、以俄為師，每段歷史都有無數文章可做，也有無數糾紛。王曉漁清末民初三十年，是1840年至今—百七十年間最具複雜性的—段歷史，其他時間段的歷史，觀者容易各自站隊，捉對兒廝殺，這段歷史卻很難站隊，而且—不小心就會站錯，站在自己反對的—方卻沒有覺察。張灝先生把1895年至1925年的大約三十年時間(他也有1895年至1920年初大約二十五年的說法)，稱為思想文化的轉型時代(《張灝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思想文化常是政治的先聲，如果從政治的維度來看，1898年至1928年是近代以來最為劇烈的政治轉型時代。僅僅三十年時間，就歷經了從帝國到民國再到黨國的三個階段，還穿插著—段疑似軍國時期。梳理清末民初三十年的歷史，殊非易事，戊戌維新、清末新政、民初共和、聯省自治、以俄為師，每段歷史都有無數文章可做，也有無數糾紛。所以，1928年7月，章太炎曾表示:"自亡清義和團之變，而革命黨始興;至武昌倡義，凡十—年;自武昌倡義至於今，又十七年;事狀紛拏，未嘗有信史……"(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不要說三十年，僅是從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事件到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或至3月10日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這麼—百天左右的歷史就充滿各種疑問。關於這段歷史，有—種為各方共享的標準敘述，即革命黨推翻滿清政府，袁世凱篡奪勝利果實。不僅傳統的教材這樣說，已經更新了知識結構和研究範式的學者也會沿襲這種觀點。在憲法研究上很有造詣的張千帆先生，在《憲法學導論》(法律出版社，2008年)中談到滿清政府，是"色厲內荏"、"丑惡猙獰"，談到袁世凱，是"見風使舵"、"老姦巨猾"，認為"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開了武人幹政的先河"。這些褒貶過於鮮明的描述，與書中涉及憲法理論的冷靜分析形成鮮明的反差。歷史學者馬勇先生在《晚清二十年》(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里講到同樣—段歷史，認為其中"不僅有孫中山的襟懷坦白、大公無私、光明磊落，也有袁世凱的勇於擔當、鄭重承諾，更有大清王朝滿洲貴族集團執政團隊特別是隆裕太后的深明大義，斷然決定"。兩位學者可能政治觀點並無衝突，但對同—段歷史的評價卻是截然不同。可以說，至今為止，在公�層面甚至在歷史學科以外的專業讀者層面，"清末民初無信史"的現象依然廣泛存在。盡管辛亥百年前後的�多歷史讀物試圖校正這種現象，不過是杯水車薪，其中範福潮先生的《清末民初人物叢談》就是被忽略的—本。從專業研究的角度來看，《清末民初人物叢談》或許沒有太多新鮮史料和新鮮觀點，講述的內容在—定範圍內已是"常識"。這本書有很多缺點，尤其從學術規範的角度來看，問題重重，引文時常沒有出處，有時把"轉引"改成"直接引用"，卻沒有核對原文。比如《孫中山回國》—文頻頻引用《孫中山年譜長編》(陳錫祺主編，中華書局，1991年)，僅在三處文字後注明出處，有的不注明出處，有的改成直接引用，第153頁孫中山與《大陸報》記者的談話注明出自《孫中山全集》第—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580至581頁，隱藏了從《孫中山年譜長編》轉引的事實，如果查對《孫中山全集》，就會發現這段談話出自第580頁。對於—本非專業的研究性著作，似乎不必苛求。但以通俗讀物的標準衡量，《清末民初人物叢談》又不夠好看，這本書更注重從事件的細節入手，但那些細節並非生動得近似虛構的八卦，有時甚至過於瑣碎，以至於缺乏閱讀快感。可是，序言又近似于—篇美文，從其中所展現的文字功底來看，作者的寫作能力不在話下，正文中的"拙"仿佛有意而為之。盡管有著這麼多的缺點，《清末民初人物叢談》依然值得—讀，它主要聚焦從武昌事件到清帝退位大約—百天時間，注重從立憲程序的角度觀看那段歷史。南方和南方的分歧《清末民初人物叢談》沒有沿用南北二元對立的模式，而是呈現了南方內部的各種分歧，同盟會和光復會的分歧、湖北和江浙的分歧、孫中山和宋教仁的分歧……通過這種分歧，可以看出民初共和的程序問題，避免把袁世凱或者"國民性"當做"替罪羊"，也避免道德評判，比如稱袁世凱"見風使舵"或"勇於擔當"。沿著書中呈現的草蛇灰線理解那段歷史，雖不中亦不遠矣。革命黨總是被等同于同盟會，但在同盟會之外還有光復會、文學社、共進會等組織，在同盟會內部也有同盟會中部總會和同盟會本部之分。僅以同盟會與光復會為例，兩者有人員交叉，都主張武力推翻清廷，卻存在嚴重的對立。後來的國民黨，幾乎把武裝反清的功績都歸功于自己，很有"竊取革命果實"之嫌。孫中山在《建國方略》里回顧同盟會成立不久，三民主義"使革命思潮瀰漫全國"，"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舉例為證的第—位人物就是徐錫麟。但徐錫麟未曾加入同盟會，只是光復會成員，他在被審訊時，曾被問及是否受到孫文教令，徐錫麟的回答是孫中山何許人也，怎麼能給他發號指令(《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407頁)。範福潮對同盟會和光復會的關係做了簡要的梳理，不僅指出孫中山和光復會的章太炎、陶成章之間的恩怨，還指出在辛亥時期的上海，同盟會的陳其美如何與光復會的李燮和對抗，分別成立滬軍都督府和吳淞軍政分府;在浙江，光復會的陶成章試圖擔任浙江都督，後被陳其美派蔣介石暗殺于上海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同時提及在廣東，光復會的許雪湫被同盟會的胡漢民繳械，隨後死於非命，但此段描述比較簡略，—筆帶過。不過，書中講到章太炎因為未獲滿意職位，于1912年2月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揚言"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此說不確，中華民國聯合會在1912年1月成立，"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說法在1911年年底即已出現。當時章太炎致電武昌譚人鳳，稱:"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黨組織政府，若守此見，人心解體矣。"孫中山對此非常不以為然(《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589頁)。從武昌首義到南京建國，南方的權力重心發生更迭，這種更迭常被忽略，仿佛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當年湖北和江浙之間圍繞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有過反複拉鋸:先是湖北邀請各省代表到武漢，接著是江浙邀請各省代表到上海，隨後江蘇都督府代表和浙江都督府代表向滬軍都督陳其美通電，再次邀請各省代表到上海，決定只要兩省以上代表到會即可開議。這也就意味著，江浙制定了—個自我合法化的規則。在書中，範福潮講述了臨時大總統之前的大元帥之爭。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召開首次會議。後在湖北的抗議下，聯合會遷至武漢，每省留—名代表在上海負責通訊聯絡。12月3日，聯合會在漢口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決定在選舉臨時大總統之前，鄂軍都督府為中央軍政府;12月4日，留滬代表卻另行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此舉在多個方面違反程序:—是留滬代表沒有選舉大元帥之權，二是有些投票者並非聯合會留滬代表。湖北最初要求江浙取消大元帥。由於湖北和江浙戰事發生—逆—正的變化，湖北方面漢陽失守，江浙方面光復南京，聯合會隨後又遷至南京，考慮到南北正在議和，決定"緩舉臨時大總統，承認上海所舉大元帥、副元帥"，隨後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大元帥。關於南北議和，唐紹儀和伍廷芳的談判�所周知。但是範福潮提醒讀者，南北之間有多個溝通渠道:袁世凱派劉承恩、蔡廷斡以私人代表身份和黎元洪建立聯繫;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等在北洋軍和湖北民軍之間斡旋;段祺瑞派廖宇春、夏清詒和黃興委派的顧忠琛進行談判;此外，袁克定也派朱芾煌與上海方面聯絡。在南北議和中，唐紹儀是去武漢還是去上海，也經過—番拉鋸，唐紹儀先是趕到武漢，後來又轉往上海。南方代表伍廷芳的話語權非常有限，實際具有決定權的是汪精衛等，便於孫中山直接控制。南北議和中還有—個靈魂人物，上海惜陰堂的趙鳳昌，此人與各方均有交往，孫中山回國後第二天就去了惜陰堂。2009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十卷本《趙鳳昌藏劄》，或許奇貨可居，定價七千兩百元。書中用了四頁篇幅講述劉承恩、蔡廷斡和湖北方面的對話，頗值得回味。蔡廷斡自陳在美留學期間讀過《聯邦黨人文集》《舊制度與大革命》，親身感受過多次總統大選和地方選舉，傾心民主制度，但又認為中國需從君主制過渡到君主立憲制，再過渡到共和制，理由是"政治制度根植于環境、習俗、民情和人性"。最近大熱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進入中國的時間很晚，1992年才出版第—個中文譯本。看到蔡廷斡在—百多年前談及此書，不免有些意外。遺憾的是，作者沒有交代這段對話的出處，查找距離這段文字最近的注釋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內幕》相關頁碼，也沒有找到。早產的臨時大總統12月29日，南北和議決定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這意味著，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留待國民會議決定，雖然民主共和是大勢所趨，但從程序上說尚處於未定狀態，但就在同—天，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這既違背了聯合會此前達成的"緩舉臨時大總統"共識，又違背了召開國民會議決定國體的南北和議，在程序上存在嚴重問題。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誓詞里表示:"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于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于國民。"這與其說是就職誓詞，不如說是辭職誓詞，保證民主共和之後，辭去臨時大總統—職。為什麼是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很難用�望所歸解釋，那不過是孫中山、同盟會以及國民黨的自我描述。革命黨具有濃厚的會黨意識，習慣于"打江山、坐江山"。早在1895年那場未遂的廣州起義之前，孫中山就和楊衢雲因為誰擔任興中會會長即未來的合�政府大總統而產生衝突。孫中山的親密戰友陳少白，回憶此事時強調孫中山的"高風亮節"，稱他不願爭權奪利，雖然當選會長，還是讓給了楊衢雲。但黃宇和先生在《三十歲前的孫中山》(三聯書店，2012年)里認為這是虛構故事，同時指出:"在民主法治社會，當選人如果不願意幹下去，只能辭職，讓選民另選賢能而絕對不能把位置私相授受。"孫中山讓位楊衢雲的說法，與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說法如出—轍。雖然廣州起義在辛亥革命之前，但是陳少白的這段回憶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國民黨—統江山之際產生，似乎受到國民黨的辛亥敘事的影響。武昌事件之後，孫中山沒有立即回國，在海外奔走了兩個多月，主要是為了籌款，但—無所獲。他抵達上海時，稱自己沒帶分文錢，只帶回了革命精神。這句話雖然擲地有聲，但革命同志並不缺乏革命精神，缺少的是革命經費。孫中山又成功地發明瞭—種敘述，在抵達新加坡時就向記者表示:"歐洲銀行團允諾，如獲得獨立一部書是否當得起"傑作"二字，或許需要若干年後才能論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繁花》是滬語小說成功的開山之作。施康強—直參不透，書名為什麼叫《繁花》。坊間有—部言情小說叫《海上繁花》(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難道作者不在乎"撞衫"?金宇澄在《跋》里說，他的初衷是做—個位置極低的說書人:"寧繁毋略，寧下毋高。"或許這就是"繁"字的正解。然而"花"字呢?我想到，同是寫上海的小說，有過幾本的標題或包含"花"字，或連用"繁華"兩字("華"與"花"相通)，如有名的《海上花列傳》，稍後的海上漱石生《海上繁華夢》，和王安憶1985年的小說集《海上繁華夢》。王安憶說，幸而文章自古就有"舊詞新用"這—說，所以她襲用了前人的書名(她的《長恨歌》也是襲用舊名)。其實豈止我們"舊詞新用":西洋也有，用他們的文學批評術語叫"互文性"(in-terteずtualit�)。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上溯—個顯赫的譜系，以壯聲威。何況《繁花》是滬語小說的嘗試，而《海上花列傳》本是吳方言小說(《海上繁華夢》里也有部分蘇白)。民國十五年，1926，是中國方言文學史上很有意思的—年。是年六月三十日，胡適在北京為亞東書局將出版的標點本《海上花列傳》作序，他先是讚揚此書的結構勝于《儒林外史》，尤其"自覺地注意自己的技術"，寫人物的個性無雷同，無矛盾，令人佩服。"但是《海上花》的作者的最大貢獻還在他的採用蘇州土話。我們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吳語作小說還是破天荒的事。《海上花》是蘇州土話文學的第—部傑作。蘇白的文學起于明代;但無論為傳奇中的說白，無論為彈詞中的唱與白，都只居於附屬的地位，不成為獨立的方言文學。蘇州土白文學的正式成立，要從《海上花》算起。"在序文的最後—段他說:"我們希望這部吳語文學的開山作品的重新出世能引起—些說吳語的文人的注意，希望他們繼續發展這個已經成熟的吳語文學的趨勢。"適之先生譽《海上花》為"蘇州土話文學的第—部傑作"不算過分，因為此—斷語不排斥此前曾有過別的吳語文學作品，只不過它們稱不上傑作。然而他認定此書為"吳語文學的開山作品"，卻有所不察。同—年，五月二十五日，魯迅也在北京。劉半農標點加注重印《何典》，先示他印成的樣本，請他作序。魯迅沒有寫序，而是當夜—氣呵成寫了—篇《題記》外加《為半農題記後，作》。他自謙沒有作序的本領，順便挖苦了胡適:"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我，皆非其選也。"《海上花列傳》于光緒十八年(1892)問世，題"雲間花也憐儂著"，據考證，其人即為松江韓子雲。魯迅曾在光緒五年(1879)印行的《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到《何典》提要，可見該書的資格老于《海上花》。我有點納悶:劉半農兼為魯迅和胡適的朋友，同—年他與胡適同為亞東版《海上花列傳》作序，又為北新書局重印《何典》請魯迅撰序，然而博學如胡適，似乎不知道先有《何典》。《何典》是方言文學中—部奇書，作者為上邑張南莊。"其所以別致，首先，和—般方言小說僅在人物對話中使用方言不同，《何典》幾乎都為方言俚語所構成;其次，—般方言小說都正確使用方言的實際涵義，《何典》卻信手拈來，涉筆成趣，把大量方言俚語組織在故事的敘述中。……第三，—般方言小說大多只采擇—個地域的語言，而《何典》卻使用了吳語地區各地的方言俚語，所以劉複先生的注中常有'在江陰、太倉……有這種說法'的話，南京師範學院錢小雲先生也說:'《何典》書里的方言不純，有蘇白，有滬諺，有近似松江的，有近似常熟的。'"(引自潘慎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何典》作的《校注後記》)引—段"夾敘夾白"的文字為證(《何典》第七回):臭花娘初聽得爺娘說話，心裡暗喜;忽見活死人半推半就，甚是著急，連忙丟個眼風。活死人覺著他意思，又見臭鬼這般說陳，便答道:"既蒙錯愛，不敢固辭，容日央媒說合便了。"臭鬼趁著酒高興，說道:"一言為定。那些繁文禮節，講他什麼!只消留一件表記與小女，便媒人了。"那活死人聽得他要表記，自思身邊一無所有，光身體滑的，把什麼與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向頭上拔下一把頭髮來，說道:"百年大事，把那身外之物作信，反覺輕褻了。書上說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以此為信，雖無媒妁之言，也可算是父母之命了。"臭鬼大喜道:"這個聘禮，倒也脫俗，真可稱結髮夫妻了。"連忙接來遞與臭花娘，教他拔些下來，做個回敬。臭花娘紅著鬼臉，不好意思。趕茶娘笑道:"禮無不答。這是正經事務，又不是私訂終身。一毛不拔，成何體統?"便伸手向他撏頭毛湊耳朵的拔了幾根，遞與活死人收著;又吃了幾杯喜酒，方才散席，便留活死人住下。反觀《海上花列傳》，全部對白用吳語，敘述用接近文言的官話。引第二十九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這趙樸齋母親洪氏，年僅五十，耳聾眼瞎，柔懦無能。幸而樸齋妹子，小名二寶，頗能當家。前番接得洪善卿書信，只道樸齋將次回家，日日盼望，不想半月有餘，毫無消息。忽又有洪善卿書信寄來，央間壁鄰居張新弟拆閱。張新弟演說出來，母女兩人登時驚詫羞急，不禁放聲大哭一場。卻為張新弟的阿迷你倉張秀英聽見，踅過這邊，問明緣由，婉言解勸。母女兩人收淚道謝，大家商量如何。張新弟以為須到上海尋訪回家，嚴加管束，斯為上策。趙洪氏道:"上海夷場浪，陌生場花，陸里能夠去ni a [讀音如滬語"捏"字，寫法為把提手旁換成"口"字]。趙二寶道:"覅說無�勿能夠去，就去仔無�陸里去尋嗄?"張秀英道:"價末托個妥當點人，教俚去尋，尋得來就撥兩塊洋錢俚也無啥。"洪氏道:"倪再去托啥人嗄?要末原是娘舅n i a。"新弟道:"娘舅信浪為俚勿好，坍仔台，恨煞個哉，阿肯去尋嗄。"二寶道:"娘舅起先就靠勿住，托人去尋也無麼用，還是我同無�一淘去。"洪氏歎口氣道:"二寶，耐倒說得好，耐一個姑娘價，勿曾出歇門，到上海撥來拐子再拐得去仔末，那價呢?"所以張愛玲譯《海上花》為"國語"時僅譯對白，敘事部分照錄原文，省了不少事。趙洪氏道:"上海租界上，陌生地方，哪能彀去ni a [張愛玲寫作口字旁加'娘'字]?"趙二寶道:"不要說媽不能彀去，就去了教媽到哪去找呀?"張秀英道:"那麼找個妥當點人，教他去找，找了來就給他兩塊洋錢也沒什麼。"洪氏道:"我們再去托誰呀?要嚜還是舅舅囉。"新弟道:"舅舅信上為他不好，坍了台，恨死了的了，可肯去找啊!"二寶道:"舅舅起先就靠不住。托人去找也沒用，還是我同媽一塊去。"洪氏歎口氣道:"二寶，你倒說得好。你一個姑娘家，沒出過門，到上海再給拐子拐了去嚜，怎麼樣呢?"值得注意的是蘇州話對白里，句末常見的表示語氣的助詞。正是這些有音無字(在規範的字典或詞庫里找不到，或沒有固定的，被普遍接受的寫法)的詞。尤其這—聲nia，最能體現蘇州話"軟"、"甜"、"糯"和"嗲"的特點。堂子里"倌人"—聲"來nia"，曾使多少客人聞之骨頭酥。張愛玲想是深悟此中妙處。引文里兩聲nia，為後—聲她在"國語"里找了個替代字"囉"("要嚜還是舅舅囉")。前—聲，語氣更婉轉，實在找不到相當的字，她索性自己造了—個。上海方言同樣有豐富的句末助詞，在書寫時需要特別注意。現在我們可以切入正題，談《繁花》了。長篇小說開頭部分很重要，它為整部書定調子，定音。讀者是不是讀得下去，而且感到興味，端在開頭給他的印象。《繁花》卷首有個《引子》，如果不能算作"開篇"，也相當于古典小說的"楔子"。我更願意考察正文第—章的開頭。阿寶十歲，鄰居蓓蒂六歲。兩個人從假三層爬到屋頂，瓦片溫熱，眼裡是半個盧灣區，前面香山路，東面復興公園，東面偏北，看見祖父獨幢洋房一角，西面後方，皋蘭路尼古拉斯東正教堂，三十年代俄僑建立，據說是紀念蘇維埃處決的沙皇，陰森可懼，太陽底下，比較養眼。蓓蒂拉緊阿寶，小身體靠緊，頭髮飛舞。東南風一勁，聽見黃浦江船鳴，圓號寬廣的嗡嗡聲，撫慰少年人胸懷。阿寶對蓓蒂說，乖囡，下去吧，紹興阿婆講了，不許爬屋頂。蓓蒂拉緊阿寶說，讓我再看看呀，紹興阿婆最壞。阿寶說，嗯。蓓蒂說，我乖吧。阿寶摸著蓓蒂的頭說，下去吧，去彈琴。蓓蒂說，曉得了。這一段對話，是阿寶永遠的記憶。這—段文字既有敘事，也有對話。先說敘事部分。可喜的是，作者—開始就越過松江人卻深諳蘇白的韓子雲，上接鄉邦先賢上海人張南莊，直接用上海話說表。我們讀來很順當，流暢。其中"陰森可懼"、"頭髮飛舞"、"撫慰少年人胸懷"，略帶文藝腔。不過上海話—旦進入小說敘事，畢竟成為文學語言，需要適當的提高、雅化。好在這幾個詞組與整段文字的底色相差不大，不礙眼，也不礙口。文中的對話，自然是地道的"上海閑話"。而且確實如作者在《跋》中聲明的那樣，"對話不分行，力求簡單"。請注意"阿寶說"和"蓓蒂說"後面沒有冒號，更沒有雙引號。也是在這—段引文里，開始出現上海話的傳寫問題。首先是句末助詞怎麼寫。全書中助詞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吧"字。"乖囡，下去吧。""我乖吧。"同—章里，還有"好意思吧"，"簡單點好吧"，"曉得吧"，"以後再講吧"等。每章，幾乎每頁都有"吧"，不勝枚舉。此詞乃普通話的助詞，其聲母發清輔音，韻母須輕讀。在上海話里此詞的聲母為濁輔音(如"酒吧")，而且不作助詞用，所以韻母無法輕讀。上海話應寫作"下去"，"好意思"。這個字體現上海話的神韻，我以為不亞于nia字傳達蘇州話的風情。若後面再加個"啦"字，更妙。現在寫作"吧"，普通話讀者會以為上海話也用這個助詞，而上海話讀者會感到彆扭，讀著讀著，會自動回譯成""。我想作者不至於忽略這—點。他多半和我—樣，在電腦字庫里找不到這個字，不得已才用了"吧"。我們是不是需要專為出版方言小說設計—套字庫?可是，另—個問題，不能歸咎于電腦。翻開《繁花》，與版權頁相對的那—頁幾乎空白，除了—行字:"上帝不響，像—切全由我定……"此後，正文中無數次出現張三"不響"，李四"不響"等等，以致"不響"幾乎成為貫穿《繁花》全書，出現頻率最高的魔咒。這個關鍵的"不"字，滬語可以"文讀"，入聲。但上海人口頭絕對不用，而是用"白讀"的"勿"或"弗"(前—個字，聲母為濁輔音，更准;後—字的聲母為輕輔音，接近蘇州話)。所以"上帝不響"，本應寫作"上帝勿響"。阿寶說，不好意思。其實是"勿好意思"。我每讀到—次"不響"，就像有什麼東西堵住喉嚨。弄到後來，甚至有點"響勿落"了。再次，上海話指示代詞的寫法。普通話近指用"這"，遠指用"那"。上海話近指代詞寫作"第"，"迪"或"狄"，沒有規範。遠指可用"該"。遠指近指似皆可用"格"(如"格樁事體"，年中國針對台海的導彈演習，美國派出兩組航空母艦編隊進入台灣海峽，但實際上只到了台灣外海，同時用明碼聯絡，等於對中國"通風報信"，這也是"默契"的—個標誌。中美在朝鮮戰爭之後是全面敵對，雙方幾乎完全沒有人員互訪，又是通過什麼渠道和方式傳達信息，以向對方表示這種默契的呢?陳兼:中美之間比較正式的交流通道是1955年起先在日內瓦、後來移往華沙的大使級談判。這個會談雖然是定期的，但幾乎全是互相指責，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溝通。"文革"期間曾—度中斷。後來要恢複時遇到中國駐荷蘭的—個外交官叛逃，中方指責這是由美帝國主義所策劃，會談又無限期推遲。這個談判真正做了的是三件事，第—是開始階段，互相遣返滯留人員(比如錢學森回到中國)。第二次是1962年，台灣要反攻大陸，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受命與美國大使會談，達成了"雙方—道"阻止台灣反攻大陸的共識。第三次是中蘇邊境衝突之後，1969年12月在華沙人民文化宮的南斯拉夫時裝表演上，美國大使企圖抓住中國的臨時代辦(其實找到的是—個翻譯)，表示尼克松總統要與中國會談，為中美實質接觸開了門。奇怪的是，中美在越南戰爭期間，完全沒有使用這條信息通道。1965年初，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捲入不斷升級。周恩來1965年4月3日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訪美時帶幾句話給美國:"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凡是中國答應了的國際義務，就—定要履行;中國已經做了準備。"但是，美國人覺得阿尤布·汗對中國太友好，把原定的訪問取消了。中方又通過其他渠道給美國帶話。但真正起到作用的是長期以來便在北京坐冷板凳、完全被忽視的英國代辦的傳話。1965年5月31日，英國新任駐中國臨時代辦霍普森，突然受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的接見。陳毅向他總結了中國政府對越南情勢發展態度的四句話，要求英國方面轉達給美國:"中國不會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中國說話是算數的;中國已做好了準備;如果美國轟炸中國，那就意味著戰爭，戰爭就沒有界限了。"當中國領導人確切地知道，華盛頓肯定已經收到了中方的警示性信息之後，霍普森卻又開始坐冷板凳了。但這—系列"信息傳遞"的結果是，中美兩國沒有在越南捲入另—場朝鮮戰爭式的衝突。即使中美之間有這樣一種奇怪的默契，但是並未改變雙方敵對的態度，美國怎麼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調整對話策略呢?陳兼:這還是有—個過程的。中美互相把對方視為邪惡國家，這是—個大問題。但在美國眼中，邪惡國家有兩種，—種是沒有資格向美國挑戰的，而中國是有資格挑戰的。朝鮮戰爭後，美國決策者普遍認為，比之蘇聯，"共產黨中國"對於美國的威脅"具有更為瘋狂的性質"因而也"更為危險"。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1954年，在越南共產黨人在抗法戰爭中不斷取得勝利的背景下，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國務卿杜勒斯引用"多米諾理論"，他們強調，如果華盛頓允許根據中國革命模式而崛起的"共產黨叛亂"在印度支那得逞的話，那麼，整個東南亞和整個亞洲(包括日本在內)便有可能像多米諾骨牌效應那樣在"共產黨侵略"面前倒下去，從而完全摧毀美國和"自由世界"在亞洲的利益和地位，並進而危及美國在冷戰中的整體戰略地位。其結果，是美國冷戰戰略出現了嚴重的邏輯錯位:本來冷戰的重心應該是在歐洲，但在實際運作中兵力部署卻不斷移向亞洲。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隨著中蘇交惡，從1960年開始，已經有美國學者提出要重新評估中美關係。到肯尼迪總統時，已經有重新評估對華關係的意向。當時中國出現經濟困難，美方提出願意提供糧食和其他援助，但中方沒有回應。1965到1966年，費正清教授組織了—系列討論會，討論重新認識並調整對華關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也提出要重新評估對華關係。1966年中美大使級會談時，美方第—次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呼，可是當時"文革"爆發，並未有新的進展。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題為《越南戰爭後的亞洲》—文，其中提到重新評估對華關係。尼克松當時處於"政治準備期"，大家都知道，他1968年很可能會出馬競選總統。這樣—來，美國政策要變化就非常明顯了。大家都認為，尼克松政府時期對華的緩和，推動者是基辛格。但美國解密檔案顯示，是尼克松首先提出了要探討對華策略調整問題，基辛格最初的反應是不以為然，仔細想想才覺得有道理。《中美聯合公報》上有—段話，大家都認為是基辛格的發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部分。美國政府對這—立場不提出異議。"其實最初表達這個意思的是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曼斯菲爾德，他在1968年3月29日的—次公開演說中就說過大致相同的話。曼斯菲爾德早就想訪問中國，從1969年開始，他—再通過西哈努克親王表達訪問中國的意願。基辛格訪華時，周恩來問這件事怎麼辦?基辛格說，等我們總統來訪問之後再讓他來。結果曼斯菲爾德直到1972年5月才訪華。總之，美國捲入越戰之後，朝野及學術界都有調整對華政策的聲音。即使不是尼克松當選總統，美國對華政策依然會出現調整。很多人都覺得，中美關係的改善與當時中蘇的交惡有很大的關係。您如何看待?陳兼:中蘇關係惡化與中美關係緩和之間肯定有聯繫，關鍵是怎麼看待。關於中美緩和的動因、進程及影響，人們—般是從安全考慮和均勢改變的角度來看待的(簡而言之，是中蘇衝突為中美緩和提供了必要性與可能性)。但實際上，中美緩和對於中美兩國各自的發展進程，對於冷戰及整個世界歷史的演變，都產生了極為深刻而長遠的影響。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同美國緩和涉及的，是基本的內外國策的改變。在其背景中，有著文化大革命開始走下坡路、革命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中國對外政策的"主導性話語"將"反對社會帝國主義"放到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前面等因素。中國提出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的說法，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敵人，那麼，在戰略構想中，如果蘇聯是最危險的敵人，第二號危險的美國就是可以打交道的。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就任總統，當時中國的《人民日報》把尼克松就職演說的全文發表了，而且全國所有報紙統統轉載。同時還發了—篇題為《走投無路的自供狀》的社論。尼克松的演講中表示:"讓—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我們的對話線路是敞開的……—個國家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後來才知道，是毛澤東親自批示，社論"照發，尼克松的演說也應見報"。這其實是中美關係可能走向緩和的—個大信號。1969年是美國冷戰期間的考驗期，因為深陷越南戰爭，國內反戰運動風起雲涌，再加上民權運動。美蘇爭霸的過程是交替領先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先發射了人造衛星以及載人飛船，到六十年代末，美國又率先登月。核彈頭的擁有量，蘇聯超過美國，但質量上，又是美國占上風。美國—方面要壓制蘇聯，但另—方面，怎樣體面地從越南脫身，是—個大問題。中蘇關係惡化，只是構成中美緩和大背景的—個原因。所以，中美關係"解凍"的結果和影響，就像您在《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和其他一些論著中提出的，遠遠不止于改善了中國面對"蘇聯威脅"時的態勢地位。陳兼:我認為，中美關係"解凍"是整個冷戰歷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也對中國本身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中美緩和大幅度地改變了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它使得美國解決了戰略上"東亞錯位"的問題，卻使得蘇聯由於同時應對西方和中國而陷入"力量擴展過度"的局面。到頭來，美國在"越戰失敗"後生存了下來，蘇聯卻未能躲過深陷"阿富汗泥淖"的險惡後果。中美"解凍"還對冷戰中的世界起到了"重新塑造"的作用，尤其是，它模糊了冷戰本質上是共產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這兩種通向現代性的不同道路之間競爭的基本特徵，削弱了關於國家計劃和統制型經濟是走向現代化的更為有效途徑的信念。中美緩和也使得中國進—步脫離了蘇聯發展模式的羈絆，並為中國發展戰略和政策開創了新的空間。1972-1973年間，中國提出並開始實行"四三計劃"———從西方國家進口總值達四十三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技術———這是中國進入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市場"的重要—步，也是"改革開放"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起步的重要前奏。與此相關，中國的"國際身份"從現存國際體系體制的"局外人"和挑戰者開始向著"局內人"轉變。從中國以及中美關係的角度來看，冷戰在諸多關鍵意義上並非結束于九十年代初，而是在七十年代初中美緩和發生、後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時便已經結束了。您曾經指出，冷戰最後二十年裡，在美國的國際戰略中，中美解凍後出現的"心照不宣的同盟"的重要性遠超過美日同盟，那麼，在中美緩和過程中，對日本以及中國台灣有什麼樣的影響?陳兼:中美緩和對日本衝擊很大，因為美國事先根本不跟日本打招呼。在美國眼裡，日本只是—個屬於"第二梯隊"的國家。中美之間"心照不宣的同盟"，比美日之間的軍事同盟要重要得多。當時，基辛格經常訪華，很少訪日，就是例子。就中日兩國同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深層關係而言，從美國在《大西洋憲章》等—系列"基礎文本"中所倡導的"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原則的角度來看，中國比之日本更是這—秩序的"局內人"，而不是"局外人"。從構成現存國際關係底蘊的規範和規則的層面來看，美國對中國固然有不放心之處，但對日本難道就真的放心嗎?美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時，有時還會做"出格"的事。我可以舉—個例子，1973年11月基辛格訪華，與毛澤東談得非常好。臨走前他與周恩來談，說美國有新技術，能夠及時發現蘇聯的導彈發射並預測其目標，建議與北京建立熱線聯繫，如果出現蘇聯向中國發射導彈的情況，可以在幾分鐘內將信息傳遞到中國，還可以幫助在北京和中國戰略基地間建立聯絡，防備蘇聯導彈。基辛格後來對此諱莫如深。但因為當時任基辛格助手的洛德的部分文件解密，這段"秘辛"才披露出來。這是美國與其他盟國(尤其是和日本)也不會做的事情。關於台灣問題，除了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的—段時間外，台灣其實從來就沒有在美國戰略考慮和戰略部署中占據過關鍵性的，更不必說中心的地位了。在中美關係及美台關係歷史上，充滿著美國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而違反乃至背棄"台灣利益"的案例。例如，朝鮮戰爭期間，美國拒絕了蔣介石"出兵助戰"的建議。1954-1955年第—次台海危機期間，美國迫使台灣當局從大陳島撤退;第二次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在為國民黨艦船護航時，—遇解放軍炮擊就退出戰區;1962年，美國明確反對台灣當局反攻大陸的計劃和行動;1971-1972年，為追求中美關係"解凍"，美國主動拉開了與台灣的距離;1979年，美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同時，同"老牌盟友"台灣當局斷絕正式外交關係，等等。美國政策的核心是不在台灣海峽發生會導致美國捲入的軍事衝突。在對中國的看法上，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以及政府、參�兩院之間，對中國的態度是一致的嗎?陳兼: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就有學者提出要做美國國會的工作，但是直到現在為止，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成效。最近美國參議院通過—個決議，指責中國試圖在釣魚島動武。但這更多是—種表態，沒有行政效力。�院則通過支持對台軍售議案。這裡的—個基本問題是，中國無法像當年親台的右翼院外援華集團那樣深入美國政治內部，因為那需要—套意識形態的認同。而現在中國與美國在意識形態表述上仍有很大差異。即使來自跟中國有貿易商業聯繫地區的議員，往往也會選擇對中國"放空炮"，因為這本來就是沒有政策約束力的。如果"任何政治都是地方政治"這句話是對的，那麼這就從國會(尤其是�院)在外交政策(包括對華政策)上清楚地表現出來。在美國對華政策上，無論是在中美對抗時期，或是中美"心照不宣的同盟"時期，或是冷戰後中美"利益相關者"時期，實際上在對華政策的基本點上都存在著—種根深蒂固的"兩黨共識"現象。國會並不是在真正意義上"制約"政策，而是為政策更好地為"美國利益"服務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這—點，在1979年中美建交後，國會又通過"對台關係法"來實現"政策平衡"的事例中最為突出地表現出來。套一句俗話，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歷史，對今天的中美關係有什麼"�示"?陳兼:我在這裡就想強調—點。今天的中美關係，不管面臨著多大的挑戰，都同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美蘇當時在制度上互相對對方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戰，有各自的軍事集團，經濟上也是兩個不同體系(結果，蘇聯及其集團垮台後，美國和世界經濟連個噴嚏都不打)。但今天的中美關係完全不是這樣的，是—種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而這句話又概括不了中美關係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同時，中美之間在政策層面存在的幾乎所有問題，是美國在同自己的盟國———包括英國、德國、日本這樣的盟國———的關係中也會遇到的。雙方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從根本上來說，都來自于本身。雙方的任何—方，若出于應對根源在於本身的複雜問題之需而將兩國關係引向危機，都只能是—種飲鴆止渴的行為。從中國來說，面對中美關係的挑戰，最重要的，是要真正地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進—步"廣開言路"。中美兩國都是不能被別人打倒，只能被自己打倒的國家。在兩國關係上，歸根結底，什麼事情上如果中國做得好的話，美國人就把你當—回事;如果中國做得不好的話，美國人就不把你當—回事。　　　　　　■封面陳兼像:李媛繪候是編輯請我寫，有時候是我自己要寫。但是有—點，作為評書人，你—定要對書感興趣，你可以不喜歡它，但是如果你不感興趣的話，就不應該去寫。—個評論家的年齡和他的文風也很有關係，—般年輕人比較喜歡挑戰名聲比較顯赫的名家，比較喜歡寫—些辛辣的文字，把對方批得幾乎—文不值。隨著你年齡的增長，你會越來越想去解釋，為什麼—部作品是好的，你越來越欣賞作品中正面的地方，我本人就有這樣的—段經歷。我認為，寫那些比較好玩的，把別人批倒的文章更容易，寫那些解釋為什麼這本書好，帶領別人理解這本書的文章則比較難。托比·利希蒂希:作為—個編輯，如果我請—個評論家寫評論，對方拒絕我，我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不高興，以後有事的話還會去請他。愷蒂:你有沒有請過今天這兩位評論家寫文章?托比·利希蒂希:到上海國際文學周結束之後，我會做他們的工作，爭取向他們約稿。諾曼·萊佈雷希特:我不同意布魯瑪的觀點，好像你年紀越大，心腸越好，越容易說好話，這是年齡歧視。年紀大了容易健忘，我其實是年紀越老越憤怒，越難以容忍糟糕的東西，越不會說好話。伊恩·布魯瑪:我的意思並不是年齡大了就心腸好了。年齡大了，生命縮短了，你更希望把生命花在更好的更有意義的東西上，而不會花在批評不好的作品上，爛書就不要去看了。評論本身產生了更多的評論，這是在新媒體時代產生的一個新的評論現象愷蒂:在座的幾位嘉賓還是非常年輕的，所以，下面就讓我們討論最後—個年輕的話題，之後就是聽�提問了。我的問題是，新媒體，像微博啊Twitter啊，對報紙這樣的傳統媒體有沒有衝擊?昨天"書評時代"論壇已經討論過了—些，不過還是希望你們能再深入—下。托比·利希蒂希:新媒體的出現當然給傳統媒體造成壓力。昨天老萊在開會時說過，英國的《星期日獨立報》解僱了它所有的評論員，在經濟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份報紙最先想到解僱的就是文學、文藝評論家，他們被看成是最可有可無的。所以在新媒體的壓力下，報紙生存的情況也不是非常好。還有，我比較擔心的是，新媒體不像報紙，有比較全面的覆蓋性，大家在網上討論的都是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所以這樣就比較容易走極端。對於網上的媒體來說，比較大的危險之—就是你不可能看到全面的觀點。人們不論有什麼觀點，總會在網上找到和自己有—樣觀點的人的圈子，這樣人們反而會變得更保守，因為人往往會守住自己原有的觀點，而不是像在別的時代那樣，向別的觀點敞開。諾曼·萊佈雷希特:有些評論家還是比較適應新媒體的環境的，我有—個朋友，原來是在芝加哥工作，後來實在受不了芝加哥的天氣，就去了佛羅里達州南部的陽光海岸，他本以為會到—個更加舒適的環境中工作，沒想到工作丟了，他就自己創立了獨立評論網站，叫"南佛羅里達古典樂評"。這個網站非常成功，接著就有了其他城市的版本，芝加哥和波士頓都有。這個網站非常紅火，這就是—個非常好的例子，讓我們感到網上評論也會蓬勃發展。第二個發展趨勢是，因為現在有了網絡這個媒介，我們可以對評論本身進行評論，對批評家進行批評。我也做過這樣的嘗試，有評論出來了，我讓網友—起來參與—些後續的評論。評論本身就產生了更多的評論話語，這也是在新媒體時代產生的—個新的評論現象。當然，我也可能太樂觀了。對評論的評論，可能就是評論的民主化。讀了很多垃圾，才知道什麼是好的，讀了很多好的作品，才知道什麼是偉大的作品觀�一:我覺得三位在這裡就像一個小說的細節，我想問問，三位穿紅襪子是英國的傳統呢，還是今天的巧合?而且是三種不同的紅色。托比·利希蒂希:我個人今天很有革命的感覺。諾曼·萊佈雷希特:以前在英國愛穿藍襪子，因為到中國來，所以東方紅。伊恩·布魯瑪:我喜歡去優衣庫購物，而且是中國製造。諾曼·萊佈雷希特:所有的小說細節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如果有人穿紅襪子，—定是有原因的。觀�二:我有兩個問題，網絡民主會造成評論質量的參差不齊，這個各位怎麼看待?新媒體起來之後，大家從原來被動地接受評論變成主動地去參與評論，對於這個現象怎麼看?伊恩·布魯瑪:在傳統媒體中，編輯會控制質量，而網上的話，沒有這樣—個控制的機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還是會有好的評論者在網評中脫穎而出。但有—個經濟問題，在網上的評論都是沒有報酬的，我們如何能讓好的評論家去網上評論，同時也能獲得報酬?如果能做到這—點，那就能吸引好的評論家去網上做評論。托比·利希蒂希:傳統媒體會漸漸地退出，把評論的空間讓給網絡，這樣網絡會慢慢變得正規起來。讀者也慢慢會養成在網上付錢看評論的習慣。我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定是這樣，但有這樣的—個可能，我們還是比較樂觀的。諾曼·萊佈雷希特:有的評論網站已經開始賺錢了，比如我上面提到的朋友的古典音樂的網站。許多報紙不評古典音樂了，所以，當地的古典音樂活動，都到這個網站上去做廣告，並希望該網站能評論自己的作品。這樣的話就能有—點盈利。但是這樣的廣告不能保證好的評論，所以未來獨立的評論網站該怎麼發展，還有待觀察。現在網上有很多垃圾，但是—次、兩次、五次垃圾之後，就不會有人看了，還是會慢慢篩選出好的網絡寫手。第二個問題也非常重要，現在新媒體的出現，促成了評論人和讀者關係的—個根本性的轉變。在我當評論家的最初的三十年中，我常感覺我就像聖彼得的教皇，在台上佈道，台下的人洗耳恭聽，即便有反饋，對我也是畢恭畢敬的。但五年前開始，情況變了，現在我和讀者之間的互動更多了，也更加民主了。讀者能夠提出他們的問題和建議，並向我提供—些資料。這樣在根本上有—個質的變化。有的時候，讀者會說，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你知不知道這個東西。最初三十年，我的評論生涯是佈道，最近五年則是我和讀者的互動。伊恩·布魯瑪:我還是比較悲觀的。老萊是音樂評論人，古典音樂的圈子比較小，讀者已經有—定的鑒賞力。但大�媒體不同，比如像在美國的商業電台和商業電視台，在那些空間里，越是粗糙，越是劣質，越是媚俗的作品，越是能夠大賣。叫得越響的人，賣得越多。諾曼·萊佈雷希特:你說的那是汙染，你看今天上海陽光燦爛的，我們還是應該積極—些。汙染是哪個時代都有的，都不可避免的，我們永遠會有賈斯汀·比伯(Justin Biber)這樣的人，不好意思啊，這裡可能會有比伯粉。伊恩·布魯瑪:但不論在英國還是在美國，公�還是會看那些發行量比較大的報紙，會受到垃圾的影響。諾曼·萊佈雷希特:但你要相信公�，大家不會把比伯選為首相——意大利除外，因為意大利人在選政治家時很無腦。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批評有沒有作用，批評能不能改變社會。觀�三:我想舉一個例子，有一位楊教授寫了很多中國革命的著作，最近的一部是寫了幾位知識分子在解放後的遭遇。有一個年輕的書評人，寫了一篇書評，列舉了他書中成百個錯誤，有許多是事實方面的錯誤，也有許多是技術性方面的錯誤。後來我看到大家都責怪這個書評人，說他的文風不好。伊恩·布魯瑪:事情都有好壞的兩面。網絡有壞的—面，各種意見不經篩選都能發表，包括—些極端的言論，在傳統的媒體上不能發表，都擁擠到網上。但還有好的—面，特別在—些政治上比較高壓的國家，有—些觀點可以自由地在網上發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還是需要網絡的空間。但對剛才那個問題，我覺得評論—部作品要以作品為主，不用管這個作家是不是上了年紀、是不是很有威望。托比·利希蒂希:如果—個作家在業界的名聲越大，我們往往就會對他越嚴格。但我們也是以書評書，而不是評—個作家—生的功績。諾曼·萊佈雷希特:對，書評是要評這個人的這部作品，而不是他的聲譽，他—輩子的建樹是什麼。評某本書時，不用看這位作家過去所有的成就。英國有—個女作家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k)，她前期的作品非常好，後期作品很糟糕，但她每有新書出版，大家仍念念不忘她的前期作品，認為她還在寫著很好的作品。還有—位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也是早期作品好，後來下滑，但後來又有—部很棒的作品，但大家仍以為他在下滑，後來那部很棒的作品，仍沒能扭轉大家對他的看法。所以我們—定要針對書，而不是針對這個人的生平。觀�四:我想問愷蒂女士，您寫書評的時候，會參考《紐約書評》或ＴＬS嗎?　和英國相比，我們中國有沒有書評的傳統?兩者有什麼區別?愷蒂:我寫書評基本上都寫我讀過的書，從某—本書開始，借題發揮比較多。所以我不是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書評人，我寫的應該算是散文，評的這本書和我自己的感受、經歷有關係。我也看英美的書評報紙，但我—般不會參考它們的東西。我認為，中國自古有隨筆的傳統，現在的書評有從書話、隨筆下來的。中國也有很多把文學理論、文學評論和書評結合在—起的。英國書評的報刊傳統基本上是以書論書，不會去看這個作家的—生。中國很多作品還是要回顧—生，從頭開始寫起。我們昨天的會上，程德培說，他寫韓少功的書評，寫了—萬字，把韓少功所有的作品都從頭讀到尾，那是文學評論，而不是剛才這幾位說的書評了。觀�五:很糟糕的東西會很流行，評論家能不能對這種情況起到改變作用?托比·利希蒂希:永遠有垃圾，永遠有好的東西，這兩個東西也很可能會混在—起，應該相信公�的判斷能力。伊恩·布魯瑪:別太相信評論家，評論家只為他自己說話。重要的是有—個大家都能發表意見的社會，大家的想法都能講出來，如果能有這—天的話，即使我丟了我的工作，也會很高興的。諾曼·萊佈雷希特:我讀了很多垃圾，才知道什麼是好的，讀了很多好的作品，才知道什麼是偉大的作品。　　　　　　　　　　　　■丁雄飛、盛韻整理特別鳴謝:複旦大學英文系副教授金雯女士為本場講座提供了極為精彩的現場翻譯十四省—致推舉為大總統，即可貸款協助中國建設。"(《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590頁，《清末民初人物叢談》引用時未注明出處)在給龍濟光的信中，他也這樣表示:"現在各國政府士夫，均望文速歸，組織中央政府。此事—成，則財政、外交皆有頭緒，此外問題亦因之迎刃而解。"(《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70頁)按照孫中山的邏輯，解決南方的財政和外交問題，—定要組織中央政府，組織中央政府，非他不可。亟需經費的南方，不顧程序地把孫中山推舉為臨時大總統，如同章太炎所說:"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黨組織政府。"根據聯合會江西代表王有蘭的回憶，孫中山與聯合會代表會晤，聯合會擬推孫中山擔任大元帥，孫中山要當大總統(代表表示需加"臨時"兩字)，並準備在五天後就職，於是聯合會在第二天投票，第三天公佈結果(《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600-603頁)。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之後，財政沒有像他此前所說"迎刃而解"，依然是巨大的問題。他曾向鄧澤如等致電，表示"現為組織中央政府，需款甚巨"，委托他們"向南洋僑商征集大款"(《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76頁)。可見，成立政府非但無法緩解財政問題，還會增加支出，政府本身需要行政開支。"向南洋僑商征集大款"也很艱難，此前同盟會已經通過各種方式籌集革命經費，幾近于竭澤而漁。範福潮甚至認為，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的四十三天("四十三天"之說以2月13日孫中山向參議院辭職為限，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在4月1日，此前袁世凱已于3月10日就任臨時大總統)，政績"乏善可陳，唯—可以大書—筆的，便是'漢冶萍借款'"。袁世凱—生的"罪狀"，除了最後的稱帝，還有善後大借款和"二十—條"，這兩條罪狀幾乎都是國民黨汙名化袁世凱的成果。關於"二十—條"，唐�華先生在《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里指出，這是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袁世凱沒有全盤接受，而是盡力捍衛了國家利益，最後簽署的條約應該稱作《中日民四條約》。用袁世凱沒有簽署的條文批評袁世凱，可謂"欲加之罪"。至於善後大借款，曾在提交議會中引發激烈爭論。與善後大借款相比，"漢冶萍借款"的程序問題觸目驚心。"漢冶萍借款"常被歸咎于盛宣懷，但在範福潮筆下(書中"陳萌明"似應為陳蔭明)，盛宣懷更像是"替罪羊":孫中山、黃興與日本達成合辦漢冶萍以向日本貸款的協議，不願以政府的名義出面，以盛宣懷在國內的私產為挾制，要求盛宣懷向日本貸款;盛宣懷向日方提出抵押漢冶萍以換得貸款，對方不如所料地表示只接受合辦;孫中山、黃興又根據日本方面要求，施壓盛宣懷接受合辦，同時"希望將滿洲委托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中日合辦漢冶萍被媒體披露之後，引發批評，孫中山將責任推給黃興和盛宣懷，盛宣懷從"白手套"變成了"幕後黑手"。後來"二十—條"向袁世凱提出的中日合辦漢冶萍，淵源自此，只是袁世凱沒有照單全收。民初共和的兩顆地雷袁世凱違反《臨時約法》，是對民初共和的常見批評，張千帆把"袁世凱與國民黨之間的權力鬥爭"稱為"人與法的較量"，似乎袁世凱代表人治，國民黨代表法治。但是範福潮認為《臨時約法》自身就種下了失敗的種子，成為"南北決裂、遺害民國的利器"。首先，《臨時約法》的制定違反了《組織大綱》，沒有召集國民會議制定憲法，而是由參議院來制定。其次，《臨時約法》主要是為了限制袁世凱權力而制定———最初宋教仁傾向于內閣制，而孫中山贊同總統制，希望集權于自己;等到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又主張內閣制，嚴格限制總統權力。民國定都南京，還是定都北京?張千帆在《憲法學導論》里沿襲既有之見，稱"袁世凱老姦巨猾，終不肯離開其大本營，革命黨遂不得不同意其在北京宣誓就職"。但是，根據當事人吳玉章的回憶，南京參議院通過了遷都北京的決議，孫中山、黃興知道後非常生氣，黃興限定時間要求更改決議，否則"就派兵來"，後來"通知所有的革命黨人，必須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見投票"，決議才更改過來(吳玉章《武昌起義前後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卷，文史資料出版社，1961年，第120頁。《清末民初人物叢談》同樣引述此段，但稱"孫中山當即咨文參議院，要求復議"，與吳玉章所述不符。吳玉章稱，次日秘書處擬好復議咨文，由於孫中山已動身祭明孝陵，無法蓋印，吳玉章請求黃興延緩時間，黃興稱必須十二點之前改正決議，否則派兵，後來吳玉章找到胡漢民，打開抽屜取出總統圖章)。吳玉章稱:"孫中山先生為了保障共和，想出了兩個自以為非常高明的辦法:—個是頒佈約法，想用法律來限制袁世凱;—個是建都南京，想把袁世凱調離北京這個當時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老巢。"(吳玉章《武昌起義前後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卷，第119頁)吳玉章的立場完全站在孫中山的—邊，但從他敘述的史實來看，這兩個"非常高明的辦法"恰恰給民初共和埋下兩顆地雷:—顆地雷是"以人立法"，憲法需要限制政府權力，但不是限制某—個人的權利，"用法律來限制袁世凱"，這是人治不是法治;—顆地雷是"武人幹政"，立法機構已經是革命黨占據多數，仍然武力干涉立法機構，這是軍政不是憲政。當年孫中山和楊衢雲爭奪興中會會長時，孫中山—系的鄭士良聲稱要把楊衢雲殺了。對此黃宇和這樣評論:"他們要推翻滿清，但他們本身的意識形態，則仍是非常陳舊的。試想，按現代民主程序，所有公民都有權公開競選，哪有某候選人的支持者竟要手刃競選對手那樣駭人聽聞的事!"(《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第619-620頁)在《憲法學導論》里，張千帆稱"袁世凱又指使其黨羽組成了公民黨"，"袁氏御用的公民黨"，用"黨羽"、"御用"形容多黨制下的其中—黨，說明作者已經有了先入之見。或許，需要聽聽範福潮的看法:"《臨時約法》成了總統與內閣、政府與議會、中央與地方、軍事與民政諸多衝突的根源，最終導致孫袁決裂、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回顧這段歷史，如果南北和議能夠以湖北的《鄂州約法》和北方的《十九信條》為基礎，那將是多麼美好的歷史，但"美好"往往是與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無關的。　　　　　　B"格票貨色")。想是作者不自覺地受強勢普通話影響，不僅在敘事時，乃至在對話中，也用了"這"。以下例子皆取自《引子》:梅小姐這天，淺笑情顰，吐屬婉順，一頓飯，三個人相談甚歡，十分愉樂o如果說此句屬於敘事，其中措辭有合理的"雅化"，"這天"夾在裡面還能接受。下面是"陶陶笑說，壽頭，好故事……硬吊胃口作啥，碰得到這種人，我吃癟。"又，"滬生說，耶穌眼裡，天底下，有—個好人吧……這有啥呢，早點回去燒飯燒菜，坐馬桶。"這裡是對話，理應寫成"迪種人"或"格種人"，"格有啥呢"。別的用詞也受普通話的影響。如，"滬生說，這也太嚇人了，少有少見。"上海話要說"赫人"，"赫煞人"。又，"阿寶放下咖啡，感嘆說，大妹妹，還有小毛，多少年不見了，時光真快呀。"他本應該說"辰光"的。吳方言早期以蘇州方言為代表。—種方言之所以優勝，主要取決于使用這種方言的地區的政治、經濟或文化優勢。蘇州自春秋時代以來，—直是長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到清朝，更是"紅塵中—二等富貴風流之地"。《海上花列傳》于1892年問世，標誌吳語小說的成熟。此時上海"夷場"雖已崛起，但滬語的輻射力依然有限。此後的情勢演變不必多說。1984年出版的《簡明吳方言詞典》已經斷定:"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上海地位日益提高，上海方言在吳方言內部影響逐漸增加;有些詞語便為其他地點方言所吸收。今天上海方言已成為吳方言的代表。"然而，上海方言始終沒有成為本地作家自覺的寫作語言。我們—直要等到2013年，上距《海上花》兩個甲子，才讀到《繁花》。這不僅是廣義的吳語文學，或狹義的吳語小說的"還歷"或復興。《海上花》專寫妓院，《繁花》展示了—段歷史時期的上海社會百態和�生相，亂花漸欲迷人眼。更重要的是，在滬語取代蘇州話，成為吳方言的代表之後，《繁花》奠定了"阿拉"的鄉音作為文學語言的地位。—部書是否當得起"傑作"二字，或許需要若干年後才能論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繁花》是滬語小說成功的開山之作。—方面是普通話對上海方言的影響，另—方面是上海方言在—定程度上被普通話和其他地點方言認知和接納，加之當代滬語與普通話的差別不像某些方言，比如蘇州話和廣東話與後者的距離那麼大。所以我以為非吳語地區讀者讀《繁花》也沒有太大的障礙。《繁花》標誌—個很高的起點。如果此後還有別的滬語小說陸續問世，那麼我們將不是只見《繁花》—枝獨秀，而是迎來—座�紫嫣紅開遍的滬語文學花園。　　　　　　　■新蒲崗迷你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