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版） - (伯恩哈德的“瘋話”

雲也退 自由撰稿人，文件倉上海有一類文學作品，從頭到尾充滿負能量，查其根脈，至少可追溯到浪漫主義時代的喬納森·斯威夫特，假如在《格列佛遊記》里刨掉那些《鏡花緣》式的奇想，剩下的就是對社會滿坑滿穀的忿忿不平；後來的卡夫卡、貝克特，都是書寫負能量的能手，《等待戈多》里"幸運兒"那一大篇史詩般的神經錯亂的獨白，對每個戲劇演員都是一項終極考驗；而我在讀伯恩哈德的《歷代大師》時，便不時默然出聲，想象自己處在那樣一個舞台上。對"歷代大師"的顛覆《歷代大師》整本書都是一篇獨白，雖談不上錯亂，卻已吹拂著將瘋而未瘋的氣息。雷格爾，一個年過八旬的古怪老人，每天來到藝術博物館，在丁托列托的《白鬍子男人》畫像下面一坐就是一天，就他所看不慣的事滔滔不絕地發表觀點，其主體是對備受崇敬的文化名人———即"歷代大師"———的顛覆："所謂歷代大師……他們都是熱衷于製造虛假的人，他們巴結討好甚至賣身投靠天主教國家，也就是說在藝術趣味上投其所好"；他們配不上後人給予他們的榮耀，而後人，也就是出于謀私的目的去抬高他們，炒紅他們的作品，或者拿大師之名給自己民族的臉上貼金，種種虛偽的需要又催生了一批人，例如文學理論家、批評家、藝術評論家、收藏家等借此收名取利。"大師"之中，中槍率最高的人，一個是音樂家馬勒，另一個是19世紀的奧地利作家施蒂夫特。雷格爾說馬勒"作為指揮他很優秀，但說到作曲，他水平一般"，攻擊他的理由，是"馬勒熱讓我好幾年都覺得可怕"，也就是說，雷格爾，也即伯恩哈德本人，厭惡的是受�製造的名聲泡沫，"整個世界都為他心癡神迷，這本身就讓人無法忍受"———無論怎樣偉大的人，都會被這樣缺少鑑別的追捧給扭曲。這種批評，必然會被反對者嘲笑為妒心發作，"只不過你沒他那麼有名罷了"。至於施蒂夫特，雷格爾就更不客氣地指出，圍繞他的贊詞分明是"皇帝的新裝"，沒人真正喜愛施蒂夫特的作品，但包裝他這一類二流作家，"會幫助文學理論家們長久地以最愜意的方式過上舒適的生活"，這就是培育炒作行為的土壤，讓價格與價值彼此脫鉤。厄普代克曾說，接受過良好音樂訓練的伯恩哈德是"為聽覺寫作的"，可惜經過翻譯之後喪失殆盡，只能看到綿延在字句之間的情緒。雷格爾顯然認為，關於文學藝術的虛偽是世上最可憎的虛偽，沒有讀過書，對藝術鑒賞一竅不通的人，只是因為他們能為作品買得起單，就成了價值的裁決者。各種"銷售排行榜"莫不是在主張這一不公平的"誰有錢誰說了算"的規則，藝術品的價值高低，取決于其能在市場上取得多大的成功，脫離了營銷術的藝術創作，反會遭到有關書生之迂的譏刺。孤獨而絕望的傾訴雷格爾在一百多頁的篇幅里持續不斷、反反複複地批評有限的幾種東西，讓人產生"這人是不是瘋了"的感覺：得是多大的怨恨，加上多麼閑不住的性格，才能教一個人如此喋喋不休。正常人，至少人微言輕的平民百姓，都不敢過分地顯示"�人皆醉我獨醒"之姿，雷格爾卻不然，他不惜暴露自己的病態，來轟擊他眼裡的所有病態；伯恩哈德寫過的人物，大多都具有這種周期性發作的瘋病，以一種"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心理，狂熱地表達對人、對存倉、對現象以及最重要的———對國家的批判：至於這裡面真實的厭惡和嫉妒參半，他是不在意的。《歷代大師》里的雷格爾只能抓住一個傾訴對象，所以，我們聽到他的聲音孤獨而絕望。但這就是現代性批判的一個特點，你找不到組織，你無法感受與一群同受壓迫的人在一起，形成一個反抗性的階級，辦報辦刊，掀起聲浪，你只能在個人化的、碎裂的敘事之中，分揀出那些必將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制度和社會結構的失敗：家庭、繼承、科學、語言、文化。奧地利社會的疾病，幾乎出現在伯恩哈德的每一部作品之中，1982年，他的另一篇半小說、半散文的作品《水泥地》問世，在其中，他借主人公魯道夫之口抨擊奧地利政治是"從波爾豪斯廣場(奧地利聯邦大廳)里散佈出來的所有恐怖故事，一個半瘋的總理正在詳細地把半瘋的命令下達給他的愚不可及的部長們，並且發佈可怕的國會新聞，每天在我耳邊吵吵嚷嚷，汙染我的大腦，都來自基督教的偽善。"然而，那些"半瘋"的人給伯恩哈德發了很多文學獎。不管他是領取還是拒絕，在領取了之後還不停地發表牢騷，說頒獎是別有用心，抑或有官僚帶著暴徒來砸場子(他寫了一本罵罵咧咧的《我的文學獎》，敘說關於獲獎的各種真實體驗)，他自己畢竟也功成名就了。現在，人們來到維也納，會發現伯恩哈德的名字常常同被他冷嘲熱諷過的表現主義畫家克利姆特、埃貢·希勒、柯柯施卡等人放在一起，因為表現主義藝術之緊張、內在喧囂、過度情緒化的特點，跟伯恩哈德的風格也太匹配了點。"然而讓我還活在這個世上的正是他們"雷格爾僅僅是一個喉舌，他噴吐著伯恩哈德的不滿，不必承受伯恩哈德陷入的矛盾狀態。不過，他到底還是發出了這樣的表白："說到發瘋沒有一個 人 比 得 上 我"，"我 是 習 慣 的 奴隸"———意指他的謾罵是一種習慣。很有意思的是，奧地利如此墮落、反動、保守，奧地利人，在伯恩哈德眼裡都是一群"膽怯的機會主義者"，一個納粹時代起就做幫兇、善於遺忘歷史的民族，可伯恩哈德還是留在了這個國家：他有點戀上自己揭露的這些險惡的東西了，那些汩汩傾吐的怨言，出自法國小說家納塔麗·薩羅特所說的"無數來自深處的糾結纏繞的運動"。他不能不瘋，否則無法超解于這一矛盾；只有瘋，才能證明他的批判有理。人們傳說伯恩哈德在奧爾斯多夫有棟私宅，是一座通體刷得漆黑的房子，這是因為他在1975年發表的作品《修改》里，塑造了一位思維怪誕的建築師洛伊塔莫，給自己設計了這麼一棟圓錐形建築。它可以命名為"必瘋堂"———人們總覺得，伯恩哈德寫的每一個人，都能與事實中的他對應起來。雷格爾也是如此，《歷代大師》或可改名為《"必瘋堂"手記》。盡管如此激烈地轟擊大師們的萬神殿，他還是承認，他們是他本人生存的依托。"藝術史博物館是給我保留下來的、唯一的庇護所，"他說，"為能繼續生存下去，我必須到歷代大師這裡來，而且，正是這些我早就，可以說幾十年來就憎恨的所謂歷代大師，歸根到底我最憎恨的就是藝術史博物管理的這些所謂大師，或者說所有的歷代大師，總之一切稱之為歷代大師的人，無論他們姓甚名誰，無論他們畫的是什麼……然而讓我現在還活在這個世上的正是他們。"迷你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