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下鄉談服貿，副總統府內喬拆遷

這幾天，迷你倉新蒲崗台灣政壇的景象令人感到困惑。一方面，因若干產業對兩岸剛簽署的「服務貿易協議」感到憂懼，於是馬總統領軍下鄉，親上火線溝通；另一方面，苗栗大埔的農地拆遷引發抗爭，在叫罵聲中，由副總統吳敦義在府內召集相關部會協商，但最後亦無具體結論。 從傳統的眼光看，我們可以說總統、副總統勤政愛民，因此連如此枝微末節的事都要躬親處理，才感到放心。但從國家治理和行政分工的角度看，國家正副元首插手這類下層行政事務，卻也可能留下輕重不分、本末倒置的印象，甚至破壞「分層負責」的體制。不可諱言，這類情事接二連三，不僅凸顯總統直選後百官「貶值」的現象，也間接反映政府失能的病因。 如本報近期社論之評析，這次服貿協議談判成果其實不差，至少談不上倒退；問題出在，諸多引發爭議的開放事項，本應在協議簽署前即對相關產業展開溝通和衝擊調查，相關部會卻了無動作。一直到今天引發反彈，政府才想到要補強溝通、澄清外界誤解，顯已太遲。 馬總統或以為，由元首親自帶隊下鄉與基層業者座談，最能展現執政黨的真誠與善意，有助於消弭民眾的疑慮；但他卻忽略了幾個重要的問題：一，論專業，總統對服貿協議的了解不及經濟部長，甚至不如一些主事的工業局科長，他在現場未必能解答業者疑惑。二，總統站出來領軍，立即壓過經濟部和陸委會等首長的權威，使這些首長的角色變得次要與模糊。三，總統屢屢將其寶貴的時間花費在應付基層的協調事務，他還有多少餘裕思考前瞻性的決策，乃至督促跨部門的統合？ 事實上，輿論已多次提醒馬總統，要保持其領導的格局和高度，勿因「勤政」而過度插手執行細節，以免行政官員過度瞻望或揣測其旨意，而忘卻積極、主動及中立的精神。國家元首要做的，是決定重大方針，作前瞻性的引領，督促各部門均衡並進，以福國利民。但從美牛、證所稅、核四公投，到十二年國教及服貿協議，馬總統卻經常站在浪頭前端，使自己捲入風暴；結果，反而使爭議升高為政治對抗，更不易平息。試想，若馬總統能在事前提醒經濟部和陸委會等做好溝通，今天會有這麼多民怨需要安撫嗎？ 再看大埔拆遷的爭議。依行政分工看，拆遷處理屬於地方政府的職權；若地方政府的處置失之偏頗，或涉及法規認定上的爭議，那麼往上一層應由中央的內政部協調處理。然而，這次事件為何鬧到閣揆江宜樺出面還不夠，竟要勞駕副總統親自處理呢？原因就在，三年前吳敦義以閣揆身分插手管過此事，現在僅四個抗爭戶便因此緊咬著其當時承諾要求他兌現，因而使行政議題上綱為政治問題。 大埔抗爭的四戶，情況各不相同；依照現行法規，未必不能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則下逐一釐清。然而，一旦事件被政治化，分別處理的空間就被壓縮，真相也更不容易說清。因此，江揆忽而根據苗栗縣府的訊息說要「全拆」，忽而根據內政部都計會的評斷說可以「拆一留三」，其間再加上副總統的一聲「暫緩」；這些，看在民眾眼裡，只留下「政府反反覆覆」的印象。 試想，上次吳敦義的介入協調，留下這次大埔抗爭的尾巴；如今，不僅事情無法妥善落幕，還弄得苗栗縣府更棘手、地方民眾更不平、社運界群情激憤，而中央則是一身腥。如此看來，中央首長為展現身段，去介入自己不甚了然或有所不及的地方事務，果真是聰明之舉嗎？ 正副元首關注民情，並樂於彎腰傾聽，我們感到敬佩。但無論如何，這應以尊重角色分工、並有助解決問題為前提，而不能以扭曲體制職能、犧牲行政效能為代價。在服貿協議爭議中，民眾幾乎看不到經濟部長的角色；在大埔事件中，人們則看不到內政部長的身影，因為他們都被正副元首的巨大形象遮蔽了，這豈是治國之正常景象？ 國父曾留下「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訓誨；而那些已經做了大官的人，是否就請盡量做大事，勿在小事上越俎代庖了。